义净[28]乃继法显、玄奘之后的西行高僧，游学印度二十余年，精通梵、汉，先后在长安、洛阳主持译场十余年，共译有经论五十六部二三〇卷，译著的数量与质量皆称卓越，与玄奘同列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此外，善无畏[29]、金刚智[30]、不空[31]翻译大量的密教经典也是本期的特色。总之，本期以前二期译经的成果为基础，开创更完整的译经组织，使得译经事业达于巅峰。此后二百多年间，译业渐沉。直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复兴译场，并设印经院，译场组织与制度更形完备[32]，唯所译经论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虽仍有译事的进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译为汉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译为汉文的零星之作。
译经实非简单易行之业，从译师、经典的来源，到语言文字、译文体例的抉择等，皆为棘手难定的问题，故在译经开展过程中，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即不断地提出改进及创新的方案，如东晋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隋朝彦琮主张译家宜具“八备”资格[33]，唐朝玄奘立“五种不翻”[34]的译经原则，北宋赞宁则提倡译语应用“新意六例”[35]等。译经事业在审慎严格及历时久远的经营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汉文三藏圣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