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没有全面、客观、准确地报道灾情信息
在死难者人数众多、灾情紧急的情况下，《人民日报》仅仅轻描淡写地报道了一下地震情况——在正文导语中提到“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而把报道的重点放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方面。这是喧宾夺主的报道，没有全面、客观、准确地报道灾情信息。这种片面性的报道在那个非常的年代是一种固定的模式。“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方法上，当时的传媒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高度一致’，而且形成了一个关于灾难新闻的报道模式：‘轻描淡写的灾情’＋‘党和毛主席的关怀’＋‘灾区人民的决心’。”[10]
（三）对灾民的报道角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灾救灾，这是关于唐山大地震灾民报道的指导思想。“它强调新闻的教化意义，要求新闻传媒站在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作为主体——人的崇高精神和巨大力量。”[11]当时抗震救灾的口号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以阶级斗争为纲，自力更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样的报道和口号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其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是当时政治至上的传媒价值观。20世纪80年代以前，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我国政府对新闻传媒的要求是，对于灾难新闻须持特别慎重的态度，灾难新闻必须积极宣传战胜灾害的成绩，反对纯客观地报道灾情。“这种对待灾难新闻的理念可从1950年4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给各地新闻机关的‘关于救灾应即转入成绩与经验方面报道的指示’中窥其一斑，指示要求‘各地对救灾工作的报道，现应即转入救灾成绩与经验方面，一般不要再着重报道灾情’”。[12]这种以牺牲受众知情权为代价的灾难报道思想，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且牢牢控制着这一时期的灾难新闻报道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