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印度成为西方资产阶级的“猎获物”，农村公社死于西方侵略者的铁蹄之下，印度社会由此处于一种新的停滞之中。西方的侵略使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西方资产阶级在印度的“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使印度社会长期处于一种新的停滞之中，出现了“没有历史的历史”，或者说“根本没有历史”。印度被西方资产阶级彻底殖民化了。
其次，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又处于“解体的过程”。马克思极为关注古老的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超常的稳定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及其原因，明确指出：“除我们已证明与西方工业品销售成反比的鸦片贸易之外，妨碍对华出口贸易迅速扩大的主要因素，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32]。
马克思比较了印度和中国的经济结构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点与不同点，认为在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都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统一，问题在于，“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有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便摧毁这种小规模的经济公社”；在中国，这种摧毁“小规模的经济公社”的过程进行得更加缓慢，“需要很长时间”，“因为在这里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33]。中国不同于印度，它并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同时，英国的大炮又“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使中国社会处于“解体”之中。“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34]。